位于新罗白沙的吴氏公祠，为中共闽粤赣边临时代表大会旧址。

位于新罗东肖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旧址（仕峰厝）

从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留在福建、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广东等八省十五块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主力红军长征，形成中国革命战争的两大主战场。

福建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战场和重要省份，南方八省十五块游击区中，福建有闽西、闽赣边、闽粤边、闽北、闽东、闽中等6块游击区，占比三分之一多，书写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厚重的篇章。

成功实施战略配合，有力策应主力红军长征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央规定留下的红军部队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和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并在苏区及其周围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地统治下去。当时，留在闽西的红军部队有：红24师和福建军区直属的、分布在连城、汀州、瑞金一线的独立第19、20团共4000余人；1932年冬奉命进入敌后，分布在龙岩至漳州公路两旁破坏公路、延缓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独立第八团600多人；1934年4月奉命到敌后漳平、宁洋、永安、连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的独立第九团1500多人，和在岩、连、宁边界配合红九团活动的明光独立营等共7000多人。闽西游击区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成为国民党“清剿”的重中之重，先后吸引了国民党8个正规师（即3师、9师、10师、36师、80师、83师、52师、75师），以及地方民团、壮丁队、铲共团等地主武装，共计10多万。为了掩护中央红军长征，红24师和福建军区所属各部奉命接替中央红军的防御阵地，并以主力红军的姿态抗击国民党东路军的进攻。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红24师和福建军区所属部队及地方武装，在长汀南部从钟屋、连屋岗、大田湖、河田一线沿途节节阻击，有效延缓了国民党军的进攻。直至11月1日，国民党军才占领长汀县城。长汀城失陷后，红24师和福建军区撤往四都山区，并派出部队在长汀牛头坳、九头岭、古城一带阻击，致使国民党军队到11月10日才占领红都瑞金。闽西游击区以极其悬殊的力量，进行了多次惨烈的战役、战斗，坚持苏区到最后一刻，有力地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掩护和策应了中央领导机关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率先完成战略转型，成为福建游击战争的模范

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是1934年春开始的。当时为了牵制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进攻，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红8团于1934年春便到达龙岩，在漳岩公路沿线积极活动，而红9团则在永安、宁洋、漳平、连城之间活动。1934年冬，敌人进占长汀前后，明光独立营转入岩、连、宁边界配合红9团活动。另外，上杭、永定、龙岩的地方武装也在敌占区分头活动。长征前夕，毛泽东预先估计到主力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后闽西的斗争形势，曾对张鼎丞说：“你还是回到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于是，在征得项英、陈毅同意后，1934年12月，张鼎丞从赣南回到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四都，征得福建省委同意后，带领一支武装小分队，通过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于1935年2月初抵达永定。张鼎丞派人联系红8团、红9团，在永定下洋的月流胜利会师。此外，分散在龙岩、永定、上杭等县游击队，也先后与张鼎丞取得联系。3月，在张鼎丞、方方的提议下，在永定金砂召开会议，决定转变战略思想，尽量避免与强大的敌人硬拼硬打，要十分注意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并成立闽西军政委员会，统一闽西地区的军、政领导。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分局委员陈潭秋、原福建军区政委谭震林率领红24师第71团1个营由赣南向闽西突围，与先行从赣南突围的邓子恢会合后，到达永定大阜与张鼎丞会合。1935年4月中旬，在永定西溪赤寨村召开闽西南党和军队领导干部联席会议，确定了“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以及“在军事上粉碎敌人的‘清剿’，保存有生力量锻炼现有部队，在政治上保持党的旗帜，保持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在组织上保持党的纯洁性、战斗性，保持各地领导骨干安全与团结”的新任务，并把闽西军政委员会改称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推举张鼎丞为主席，形成了坚强团结的领导核心。这一核心坚持了毛泽东总结的“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等一系列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得到红军指战员和游击区干部群众的拥护。

创新游击战术，丰富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

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按照毛泽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游击战争战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声东击西，使得敌人捉摸不透，而红军游击队则处处主动，立于不败之地。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就规定，反“清剿”斗争的方针

是“保存有生力量锻炼现有部队”，广泛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闽西红军游击队正确地执行了这一方针，在游击行动中十分注意依靠基本地区，向新区发展，四处打击敌人。红军游击队还十分注意战术方面的灵活性，采用里应外合、化装奇袭、夜间偷袭、隐蔽伏击、远程奔袭等战术，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红八团创造的“散兵群战术”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种战术，搞得国民党军防不胜防，处处被动挨打。如岩南漳游击队，在掩护群众收割中，用六发子弹，打退了国民党军一个连的抢谷队；在岩永靖地区的一次战斗中，17名战士以200余发子弹，打退了敌人一个团的进攻。后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将这种战术加以总结，印发给其他部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闽西红军游击队在实际斗争中，大胆运用灵活的斗争方式，把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尽量团结一切同情、支持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阶层，与之建立友好关系或者统一战线，以利于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如，为了瓦解敌人的保甲制度和壮丁队，红军游击队运用“白皮红心”的策略，创造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两面政权”，化敌为友，变白色碉堡为红色堡垒，有效地瓦解了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和地主武装，发展壮大了自己。

创造“保田”奇迹，保卫苏区群众的利益

早在1928年，中共闽西党组织在永定溪南区领导建立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武装，完成了13个乡2万多人地区的土地没收和分配工作。1929年3月和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入闽，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并领导根据地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50多个区600多个乡的土地问题，约有80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当时分田的范围占全区总户数、总人口的70%以上。主力红军长征以后，国民党军队占领闽西苏区，还乡地主也乘机向农民反攻倒算，纷纷夺回已经分配的土地。国民党政府颁布《收复区土地处理条例》，规定原来已经没收分给农民的地主土地，“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这样，经过复辟和不断的蚕食，有267个乡、53万多人的土地遭反攻倒算。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春荒斗争的决定》《关于分田斗争的指示》等保卫土地布告，领导游击斗争中心区龙岩、永定、上杭等地的农民，向还乡地主开展了合法的与非法的、和平的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各种形式的抗租斗争。当地主将要收租时，红军游击队组织农民张贴“收租者杀”的标语，以警告收租地主。对不听警告且有罪恶、农民痛恨的地主，实行镇压，借以杀一儆百。此外，红军游击队还在收粮季节，以武装帮助农民抗租。每当地主带狗腿子向农民收租时，游击队就在地主运粮回家途中进行袭击，帮助农民夺回租粮。经过这些斗争，在红军游击队经常出入活动的地区，农民对地主实际上是不交租的。在这样的地区，土地所有权表面上是地主的，实际上仍归原来土地革命时分得该地的农民。至1937年7月，闽西共产党组织与国民党当局经过艰苦的合作抗日谈判，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国民党保证“土地革命时期所分配的土地应保持原状；未分配土地的地区，应实行减租减息”，从而确认了保田地区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形成生死相依的军民关系，开创群众路线新境界

主力红军长征以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依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地提出闽西的游击战争必须是“群众性”的。根据这一方针，红军游击队始终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支政治工作队，坚定地依靠群众开展反“清剿”斗争。国民党军实行的“计口售粮”“放火烧山”“移民并村”“保甲连坐”等“清剿”红军游击队的手段，不但是对红军游击队的打击，也限制和危害了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面对国民党军对红军游击队反复的残酷“清剿”，在军事上，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配合游击队打击敌人；在政治上，运用各种手段，配合游击队瓦解敌人；在经济上，采取各种方法，支援红军游击队战胜各种困难；在危险的关头，不顾自己的安危，保护红军游击队。三年游击战争的军事行为是和群众利益紧密联系着的，尽管当时斗争艰苦，但红军游击队为群众保田而战、而牺牲，才有龙岩老百姓的“我的头可杀，红军不能饿死”、“红军比我们的祖宗还要好，分了田给我们，还要生死为我们保田”。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人民群众为了帮助红军游击队解决粮食和军需品，冒着生命危险，发明了“担杆装盐”“双层桶装米”“大蒲包装饭”等办法，把粮食和各种物资运送上山。垅丘坑妇女陈客嫲为支援红军游击队，两次被捕，受尽酷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直到被国民党军残酷杀害。许多群众为了保护红军，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一次，国民党军突然包围了永定县戴洋祭村，威迫群众交出红军伤病员，当众杀死了两个青年，并威胁要杀光全村人，但群众至死不肯吐露半点真情。正是由于无数革命群众冒死援助和支持，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才得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直至胜利。

锻炼出一支革命劲旅，成为新四军的重要诞生地

1929年年底召开的古田会议，对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原则、制度、内容、措施等，作了深刻的阐发和科学的规定，从而全面确立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原则和组织体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党对军队的领导体制。主力红军长征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及时组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稳舵定向，让红军游击队看到了方向、充满了信心、激发了力量。广大红军战士“漫漫长夜望北斗，坚信党在我心中”，抱定“献身于党”的崇高信念，取得了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的伟大胜利。闽西游击区坚持古田会议确立的政治建军原则，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锻炼出一支坚不可摧的革命武装。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如同经过长征的红军发展为强大的八路军一样，南方8省15块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时，全军编为4个支队8个团。以闽西为主要力量的红军游击队2000多人，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占全军总数近四分之一，张鼎丞任司令员，谭震林为副司令员，罗忠毅为参谋长，王集成为政治部主任。下辖第3、4两个团。第3团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第4团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之。1938年2月27日，新四军第二支队以及各界代表和当地群众6000余人，在白土镇（今新罗东肖）广场举行北上抗日誓师大会。3月1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率领新四军第二支队从白土出发，踏上抗日征途，向皖南开进。至此，闽西南红军游击健儿结束了三年艰苦奋战的游击生活，走出了深山密林，汇成抗日的铁流，高举起新四军的旗帜，奔赴大江南北的敌后战场，不断开创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保持南方战略支点，成为“红旗不倒”的重要一环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中国革命早期的中心是在南方，这里曾建立10多块苏区。长征后，这些苏区大多沦陷，革命斗争时断时续，只有闽西这块地方在敌我力量相当悬殊的情况下，党组织和革命武装克服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革命斗争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1935年4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重建统一领导机构，在组织上保证了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至1937年3、4月，闽西南党的组织获得巩固与发展，建立有龙岩、永定、上杭、岩南漳、岩永靖、永和靖、岩连宁、永埔等8个县委，另有区委56个，支部400多个，党员3000余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937年10月成立中共闽粤赣边省委，撤销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并加强了边区各地党的领导。在革命武装建设方面，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红8团、红9团及各县地方武装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并发展了红军游击队。这些红军游击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开赴抗日前线作战，并且再次“留人留枪”，让革命斗争薪火相传。在土地成果方面，闽西游击区有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共15个区、83个乡总计约14.6万人口的地区，一直保留在当地农民手里的土地约有20万亩，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坚持，为闽西赢得“红旗不倒”赞誉奠定了坚实基础。

付出巨大牺牲，书写福建革命史上最悲壮一页

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是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开展的，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依仗其军事上的绝对优势，采取分进合击、层层包围的战术，“追剿”“驻剿”“堵剿”“搜剿”并用，对红军游击队进行大规模的“清剿”就达5次之多，小规模“清剿”不计其数。为了达到彻底摧垮红军游击队的目的，他们提出“以十换一，就是胜利”的口号，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集中兵力于岩、永、杭地区，实行所谓重点“清剿”。战术上实行“驻剿”“搜剿”“堵剿”相结合，以“驻剿”为主的方法，企图在整个游击区布下罗网，陷红军游击队于绝境。在政治上，强化反动统治。实行“连坐法”“移民并村”，强化保甲制度。如龙岩县组织67个联保，375保，3128甲；上杭县在各区乡组织了501保、5673甲等。此外，颁发所谓“自首自新条例”，引诱红军游击队中的动摇分子投降变节。这种瓦解政策曾经给红军游击队造成一定困难和损失。如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参谋长朱森、龙岩县革委会主席陈金财等叛变投敌后，带领敌人四处搜捕红军游击队和基点村群众，在群众中引起了恐慌。在经济上，强制实行计口售粮，计口售盐，禁止外出劳动的群众多带粮食，断绝红军的粮油食盐，以扼杀红军的生路。国民党军毒辣的“清剿”手段，给红军游击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留在闽西的福建军区主力部队第19、20团等，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顽强抗击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终因寡不敌众，绝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及军区全部瓦解，闽西苏区全境沦陷。曾经主持召开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八七”会议的瞿秋白和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在主力红军长征时被留在中央苏区。在国民党军的“清剿”中，何叔衡牺牲，瞿秋白被俘后于1935年6月18日在长汀罗汉岭英勇就义。据史料记载，国民党军队侵占中央苏区后，整个闽西革命根据地到处田园荒废，山被烧，树被砍，林被毁，财被抢，人被杀，满目荒凉，惨不忍睹。国民党军队在报告中供述：“在‘清剿’区无不烧之屋，无不伐之木，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阁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在敌人“清剿”区内，“闾阁不见炊烟，四野但闻鬼哭”，昔日热闹繁荣的苏区，顿时成为瓦砾废墟、人烟稀少的白色恐怖世界。可以说，闽西游击区党和人民用生命和鲜血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

1937年2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听取方方汇报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后，赞扬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20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临行前，毛泽东嘱咐方方：“你回去问候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各位同志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苦斗有很大的功绩。”这是对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最好的评价。

（作者吴升辉  单位：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