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闻二 

世界遗产在福建

在传承和保护中，让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得以赓续，让自然生态保持良性循环，这也是蕴藉于遗产中恒定不变的价值与美。

文ㅣ林春茵　杨伏山　张金川　郑佳妮　吕巧琴　林榕生


614fef3f17779.jpg

“中国丹霞”泰宁金湖秀丽风光。


随着“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今年7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福建已拥有5项世界遗产，包括武夷山、福建土楼、中国丹霞（泰宁）、鼓浪屿等。

　

5项世界遗产，跨越山海

1999年12月1日，武夷山通过第23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被列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武夷山是世界上价值最突出的亚热带森林之一，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其中许多生物为中国所独有。武夷山也是朱子理学的摇篮，朱子理学漂洋过海，传播范围远及东亚、东南亚及欧美一些国家。

这里拥有一系列特殊的考古遗址。古闽越人的架壑船棺、建于公元前1世纪的汉城遗址，体现了业已消逝的闽越古国文明。

2008年7月7日，福建土楼在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跻身《世界遗产名录》。福建土楼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民居建筑典范，融于自然，与青山绿水、田园风光相得益彰，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理念的生动体现。

2010年8月，中国丹霞（泰宁）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在“中国丹霞”系列遗产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2017年7月8日，在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成为福建第4处、中国第52处世界遗产。这为中国世界遗产新注入了海洋历史文化的气息，也标志着福建世界遗产事业前进的步伐迈向了“海”。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作为东西方海洋文明交流、碰撞和融合的产物，既在与东南亚等海外中华文化圈的相互映照中愈显其特殊命运和独特魅力，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深厚而坚韧的文化根基和对世界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包容、吸纳与发展。

作为2020年中国唯一推荐的申遗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最主要的价值体现在积淀并传承至今的多元共荣海洋商业传统上。九日山祁风石刻、市舶司遗址等22处遗产点，具有鲜明的海上贸易和东西方文明交融特征。坐落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曾是10世纪到14世纪繁荣的亚洲海洋贸易网络东段的商贸中心，是宋元中国杰出的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窗口。

此外，福建还有三坊七巷、闽浙木拱廊桥、闽南红砖建筑、万里茶道等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目录》的项目，与中国海洋历史文化和传统海洋商贸精神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

跨越山海，福建拥有数量众多的世界遗产。在鼓浪屿申报世界遗产文本编写及技术咨询团队负责人魏青看来，“世遗”的选取标准，不是从年代久远度出发，而是从文化价值和自然地理融合这一角度考量。

魏青说，福建依山傍海的自然地理条件，造就了她文化多样性，同时多个文化圈层还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是以福建“瑰宝”在世人面前绽放出了独具魅力的姿彩。

　

武夷山：《九曲棹歌》吟唱八百年

“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这首极尽赞美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武夷山的“导游词”，出自800多年前理学大儒朱熹之手。

曾任武夷山市委书记的张建光坦言，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得以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其“文化”部分与朱子理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朱熹70年的人生里，有40多年是在武夷山度过的。他在这里学习先贤理论知识，创立新儒学，完成《四书章句集注》的修改。

九曲溪畔，隐屏峰下，朱熹在武夷精舍完成了他最重要的思想体系建设。朱子理学为元明清三代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奠定了思想基础。由于朱子等许多学者大儒汇集在此，以文论道、授课讲学，武夷山一度成为中国南方最重要的文化中心。

武夷山市五夫镇，朱熹的脚步似乎从未走远。一场沿袭百年规制的传统婚礼正在镇上热闹举行；兴贤书院里，研学营的孩子们诵读朱子家训；村民蔡万平正在为考上大学的儿子准备一桌“朱子宴”答谢老师，每道菜都透着朱子修身正己、勤俭治家的理念。

《九曲棹歌》中，朱子理学思想从蜿蜒的九曲溪一路奔流，汇入东亚文明的大江大河，对儒家文化圈产生了旷日持久的社会影响。

“武夷山的奇秀山水孕育了同纬度最丰富完整的生物链，积淀出延续数千年的人文沃土，滋养着八闽文脉生生不息、传承不灭。”纪录片导演高芝夏对记者说，她担任总导演摄制《瑰宝——文化自然遗产在福建》的《武夷山》篇时，最为震撼的，是武夷山的原生动植物资源。

摄制组跟随武夷山村民詹建奎进山安放红外摄像头。他土生土长，曾担任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护林员，对此间的动植物分布了如指掌。

一路上，黄麂、白鹇、鹊鸲、毛冠鹿、崇安髭蟾……成百上千列入国家一级、二级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进入摄制组的眼帘。

南京林业大学外籍教授、美国博士凯文·梅辛杰亦隆重向摄制组介绍，他们2019年在武夷山发现广义角蟾属新物种——雨神角蟾。

武夷山是大量古代孑遗植物的避难所，其中许多生物为中国所特有。第三纪古老孑遗物种南方铁杉，在这里连片分布上千亩。詹建奎对记者笑说，据说1999年武夷山申遗时，这片南方铁杉林，大大震撼了有关专家，为申遗加分超多。

武夷山国家公园执法支队星村大队桐木关中队中队长徐自坤负责武夷山桐木关一带的巡护。“武夷山的山水草木，不仅是人类身体与心灵的慰藉，也是生存的依归。”徐自坤说。

武夷山，中外生态研究专家称为“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两栖爬行动物的乐园”。武夷山是中国唯一一个既是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又是世界双遗产的保护地。2016年6月，武夷山成为全国首批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

武夷山市市长谢启龙表示，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把文化和自然双遗产保护好、利用好。

因为守护武夷山，詹建奎、徐自坤和凯文·梅辛杰成为茶友。新茶上市时节，他们常常通过视频云端喝几泡大红袍，聊几句家常。

凯文·梅辛杰说，他想念武夷山。

　

福建土楼：“客”意求工传百年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远离喧嚣，世外桃源，现实中这般乡野风光、农家情趣，哪怕是陶渊明也难觅踪影，可它却是闽西南土楼乡村，最寻常的一道风景。

作为福建的世界遗产之一，福建土楼的传世魅力在其间尽显无遗。

崇山峻岭之间或圆形或方形的土楼，是人们对于福建古民居最直接、最强烈的印象。无论是《大鱼海棠》中的“神之围楼”，还是迪士尼版《花木兰》中的木兰家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影选择以土楼为背景，展现带有神秘色彩的古中国形象。

“高四层，楼四圈，上上下下四百间；圆中圆，圈套圈，历经沧桑三百年。”这首童谣唱的便是有“土楼王”之称的承启楼。走进承启楼，居民卢才春向记者介绍，承启楼刻在楹联门楣上的家训，有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成语意思在里面：“上联为‘承前祖德勤与俭’，下联为‘启后孙谋读与耕’。楼主启发后代人，勤俭能持家，耕读能传家。”

碧水中流，田宅错落。距离承启楼不远处的初溪村，依山就势沿洪川溪而建，选址布局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布局的“风水”理念。客家人巧妙地利用了山间溪旁狭小的平地，建造了一栋栋形态各异、精巧繁美的土楼，完全遵循了耕读文化原则和自然和谐原则。

大多数的福建客家人是南宋、元、明时期从河南中原一带迁入的。饱受战乱饥荒、漂泊流离之苦的客家先民，选择闽粤赣交界的山区作为安身立命之所。村民陈安娣告诉记者，“好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儿居住了，楼前有水，屋后有梯田，适合大家居住。”

现如今，乡村建筑师们根据风口水势，凭借老一代传下来的经验就地取材，用最常见的泥土把房子一层一层地夯造起来，这正是福建土楼震撼人心的原因之一。福建省土楼夯土技艺传承人张民泰向记者介绍，土楼，关键就在于土，“抓起来成了一个团，往上一抛，全部就散开了。这个就说明，它的松黏度跟干湿度正好符合我们夯墙的标准。”

《瑰宝——文化自然遗产在福建》纪录片总导演高芝夏在《福建土楼》篇放弃对土楼建筑结构的严整分析，聚焦于活泼泼的水面如镜、牛拉耙犁的农耕画卷，而这幅画卷是依偎着土楼铺展开的。

“也就是这时，你明白土楼是‘活’的，传承千年的秩序井然运行着，成为独立于忙碌世界之外的美好，为我们留存了田园生活的可贵样本。”高芝夏说。

目前，已被严格确认的福建土楼建筑有3000余座，主要分布在福建省龙岩永定区、福建省漳州南靖县和华安县。

南靖县文保中心原主任简伟鹏表示，福建土楼大多分布在山谷地带，属于雷电的高发区，年平均打雷数达56天，“实施了高科技防雷工程之后，我们就可以大大提高防御雷电的能力”。

申遗成功之后，类似土楼防雷工程这样的项目越来越多。简伟鹏说：“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保护文物，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高芝夏说，“作为世界人民共享的文化遗产，土楼的安危，牵动的不仅仅是它们的主人，也牵动着亿万爱它的人们的心。”

　

鼓浪屿：中外多元文化交融发展的见证

迎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之际，记者再次走进鼓浪屿，感受这座小岛作为中西方文化历史交融发展见证地的独特魅力。

在鼓浪屿标志性建筑之一的八卦楼前，原计划闭馆修缮的鼓浪屿风琴博物馆，也因应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的召开而延期闭馆。来自南京的周姓游客对记者说，能赶在闭馆前实地参观慕名已久的世界最大风琴博物馆，太幸运了。

2017年7月，在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鼓浪屿全岛以“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包括八卦楼在内鼓浪屿上数百座历史建筑、道路、代表性自然景观和文化遗迹，共同构成鼓浪屿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曾在当年申遗时，受到联合国世界遗产保护专家的赞誉。

八卦楼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闭馆修缮期间，展馆内藏品将迁至鼓浪屿风琴博物馆临时展馆继续展出。

鼓浪屿是以包括了人文与自然、物质与非物质等各类要素、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的历史文化社区形态整体申遗成功的，而不仅仅是“万国建筑博物馆”等建筑。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文化遗产管理研究专委会秘书长魏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本届世界遗产大会之前先行举办的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鼓浪屿作为唯一重点研讨案例分享了自身的保护管理经验。

鼓浪屿现有历史建筑近千栋，151个不可移动文物点，既包括学校、医院、教堂、海关、领事馆等公共建筑，也有大量私人住宅、园林。

鼓浪屿管委会主任林跃锋说，这些保存完好的历史遗迹，真实且完整地记录了中外多元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历程，其突出价值体现在独特的国际社区、多元文化共存的典范和见证文化交融的厦门装饰风格上。　

为讲好鼓浪屿世遗故事，传播鼓浪屿世遗文化，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等机构携手主办“百年建筑  魅力世遗——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图片展”，展出39栋建筑、116张照片，让人们更感性地品读历史，了解鼓浪屿入选世界遗产的“前世今生”。

曾担任鼓浪屿申遗顾问的魏青向记者表示，鼓浪屿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上具有示范性。

本届大会上，鼓浪屿保护管理理念与实践经验获得了与会近百名世界遗产地管理者代表的认同，实现了申遗时提出的“让鼓浪屿回到世界视野”的规划目标。

鼓浪屿管委会相关人士表示，正致力于鼓浪屿历史文化遗产的精心守护，以更好地传承历史文脉；图片展将进学校、企业、商场、社区举办，更好地凝聚民众保护合力。

　

木拱廊桥传统营造技艺：在建桥世家代代相传

“希望有生之年能有更多机会建木拱廊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拱廊桥传统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黄春财称。

木拱廊桥亦称“虹桥”，不要寸钉片铁，只凭椽靠椽、桁嵌桁，衔接严密，结构稳固，以“河上架桥，桥上建廊，以廊护桥，桥廊一体”的古老独特桥梁样式，被誉为世界桥梁史上的“活化石”。

地处福建东北部的宁德市，陆域大多是重峦叠嶂、沟壑纵横、溪流交错。当地民俗专家表示，没有桥即没有路，没有路即没有民生，因此人们发明了这种“高而曲”的特殊桥梁形式，跨越深涧大河，在群山之间连结起令人赞叹的道路网。

如今，在宁德的大地上还保留着五十多座存世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木拱廊桥，其中的十一座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年85岁的黄春财，出生于宁德市屏南县长桥镇长桥村的一个造桥世家，祖父黄金书是清末著名的廊桥工匠。造桥工艺一代传一代，到了他这里，已传了三代人。

“15岁就跟着父亲跋山涉水，到建瓯市、顺昌县、古田县等福建各地造桥建屋。”1956年，时年20岁的黄春财就“主绳”（指挑大梁的师傅）建造了上圪桥，成为当地廊桥工匠的后起之秀。然而，此后廊桥建造的机会越来越少，他最后一次造桥是在1969年。

廊桥技艺一直是口口相传，每一代师傅都是在造桥实践中，带领徒弟掌握绳墨测绘及脚手架、拱架的计算方法。而黄春财绘制设计图纸的能力，让传承“具现”。“差点失传啦，幸好有一箱图纸。”黄春财说，他学会图纸设计，才将廊桥建造相关资料用图纸保存下来。

随着木拱廊桥的保护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黄春财又有了造桥的机会。2005年起，黄春财带着儿子黄闽屏、黄闽辉，在屏南县先后修建了10余座廊桥。

为进一步传承造桥技艺，黄春财组建了一支约20人的廊桥营造队伍，赴北京录制《中国手艺》纪录片、参加央视节目，去台湾参加“非遗”展。这个造桥世家还成立了黄氏家族木拱廊桥技艺传习所，培养了10余名手艺人。

“现在父亲年龄大了，主要做一些技术指导工作。”黄闽辉告诉记者，近两年自己和哥哥黄闽屏在南平建瓯又建了几座廊桥，但由于建造木拱廊桥工作环境艰苦、地点偏僻，现在学的人越来越少了，现在只有6名学员在学习这门手艺。

如今，黄闽屏、黄闽辉都能独立造桥，已分别被评为省级、市级非遗传承人。32岁的孙子黄颖的加入，让黄春财倍感欣慰。他说，好的东西还是要传承下去，希望将技艺学习完整后，报考建造师资格证。

在宁德市周宁县礼门乡后垄村的入口，一座重建于1964年，长34.3米、宽4.7米、拱跨30.3米的廊桥，横跨在大峡谷上，离水面19米，两端桥台都建在悬崖上。

这座廊桥，是周宁县廊桥建造世家第八代传人张昌智所造。他说，从木拱廊桥的梁上墨书和桥约可知，祖上张新佑等从乾隆三十二年（1757年）建造福建寿宁县鳌阳镇仙宫桥开始，迄今八代人已传承造桥逾250年。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廊桥建设项目稀少，张昌智与族人不得不放弃造桥这项营生技艺，回村当起了农民。直到2014年，德国雷根斯堡一庄园主想在园中建一座中国木桥，在他人的牵线搭桥下，重拾技艺的张昌智，2015年和两位助手飞抵雷根斯堡，异国造桥。

从深山村落走到国外，张昌智在德国雷根斯堡建起了一座廊桥，也是国外建成的首座中国木拱廊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廊桥技艺一代代传下去，把张氏的名字写在更多桥梁上。桥在，我们就在。”张昌智说。

目前，国家提供资金扶持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闽浙两省也联手推动木拱廊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签署《中国闽浙木拱廊桥保护与申遗联盟协定》。

“庆幸自己学到了这门手艺，也想将技艺传承下去。”黄闽辉说，只要有想学的，我们都会去教，希望这门技艺不会失传。

　

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中国匠人智慧的结晶

“‘水密隔舱’是中国匠人智慧的结晶，对于世界的航海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细秀说。

年逾六旬的刘细秀出自福船世家，19岁便跟随父亲在福建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的造船厂当学徒，掌握了“水密隔舱”这门绝活。他告诉记者，这项技艺起码要学三年以上才能出师，船只主要用于捕鱼、运输等。

当记者近日见到刘细秀时，他正带着家族的师傅一同建造福船。他说，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的工序十分繁杂，施工过程均由手工操作，每道隔板用若干木板榫接而成，隔板与船底板衔接处装置有肋骨，并使用铁钩钉勾连接；而后将船舱木板之间的缝隙经塞缝、修灰，使其密不透水后再油漆上画，才算完成造船。

“水密隔舱”是指用隔舱板将船舱分为互不相通的舱区，既提高了船舶的抗沉性能，又增加了远航的安全性能。其结构和舵的设置，被称为中国古代船舶建造方面的两项重大发明。

千百年来，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被广泛应用于渔船、货船、战船及外交使船。早在宋代，福船便以“海舟以福建为上”而著称于世。直到18世纪后期，该技艺传到西方，“水密隔舱”成为现代船舶设计中的重要结构形式，至今仍普遍应用在现代船舶制造中。

位于三都澳之畔的漳湾镇，是“中国水密隔舱福船文化之乡”，其福船制造技艺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刘氏先祖从闽南带艺迁居到此，刘氏后人将该项技艺延续至今。

宁德市蕉城区水密隔舱福船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刘登生说，造木船通常选择在材料供应方便、造船下水有港道驶出的地方，所以刘氏祖先带着这个技艺从闽南一带来到漳湾镇定居。

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由漳湾刘氏家族传承了22代。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福船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加之造船辛苦、收入不高，越来越少年轻人前来学艺。

“以前一年可以造几百艘，现在受铁壳船、泡沫船冲击，订单少了好多。”刘细秀说，如今活跃在造船一线的师傅仅剩40多位，年轻的传承人尤为稀缺。

2010年，“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技艺的保护与传承，由此吸引了世人的目光。2012年，宁德市蕉城区成立水密隔舱福船研究会，建成中国福船文化展示中心、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传习所等，抢救、保护和传承福船制造技艺。

这几年，刘细秀也开始设计福船模型，寻找技艺传承的新途径。

宁德市蕉城区水密隔舱福船研究会秘书长刘朝文表示，希望通过建立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的文化创业基地，让现有的传承人以及热爱福船制造技艺的年轻人参与进来，孵化出一些文创作品，更好地发扬福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