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次会议开创了党的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理念和制度先河，其所确立的一整套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的理论、原则、内容和方法，在人民军队建设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建党初期到红四军的实践探索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宣传工作。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制定宣传计划和宣传纪律，规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应当利用出版书籍报刊、散发传单等方式宣传党的纲领与政策。1922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向导》，大力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成为指引革命前进的“思想向导”。

1925年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提出了加强改进宣传工作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宣传部、改进机关报刊工作、加强党员言论管理等。这些早期探索为党的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础。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创造性地确立“支部建在连上”“政治上官兵平等”等崭新的治军方略，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实行民主制度。这是党从政治上、组织上加强新型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最早一次成功的探索，为后来红四军的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后，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部队设立政治部制度，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各纵队党代表兼纵队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与司令部平行工作，对内负责官兵的政治训练，对外负责宣传群众工作，基本确立了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的组织机制。

1929年，红四军在连城县新泉进行的首次大规模军政整训，开创了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的先河。毛泽东、陈毅负责政治整顿，朱德负责军事训练。全军各纵队、支队、大队、中队的指战员广泛开展调查会、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组织纪律教育，以党员训练大纲、特委训练班课程表等形式，分析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根源、表现、危害以及解决办法，使整训成为一场全员参与的思想政治运动。这次整训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确立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基本原则

古田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处于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由于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活动，红四军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重军事轻政治等错误倾向，严重妨碍了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同时，红军宣传工作也存在诸多不足，如没有发布具体的政纲、忽略群众日常斗争的宣传与鼓动、宣传没有时间性地方性、宣传队不健全等缺点。

针对这些问题，古田会议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的地位、制度、内容和方法，成为党和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坚固基石。

会议首先明确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决议深刻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这些精辟论述，从根本上确立了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在红军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会议确立了完整的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制度规范。决议要求红军内部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制度，坚决废止肉刑，优待伤病员；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密切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优待俘虏兵，不准没收他们个人的财物。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特征，构建了新型军民关系。

在宣传工作方法上，会议制定了具体措施。如决议要求“以后对城市中小商人与学生群众，要有深入的宣传工作去取得他们的支持”“对妇女要有切实的口号作普遍的宣传”“劳苦青年群众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在斗争中他们又是最勇敢的最坚决的。因此，对取得青年群众的宣传，是整个宣传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任务”。这些要求体现了宣传工作要区分对象、突出重点的原则。

为了加强宣传队伍建设，决议对宣传队伍编制做了具体规定：“以支队为单位，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附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这种科学配置保证了宣传工作的有效开展。

从苏区到全军的贯彻落实与发展

古田会议后，红军的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制度得到全面加强和推广。1930年11月，中共中央制定和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是红军第一部全军性的政治工作法规，成为苏区党政军机关开展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1934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在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丰富和发展了红四军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的理论原则、方针和方法。会议总结红军自创建特别是古田会议以来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教训，突出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重要地位，在中国工农红军思想政治建设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引下，“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成为红军的三大任务。红军指战员深入开展政治学习与教育管理，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提供了坚强保证。在1930年12月至1934年10月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期间，苏区军民牢固树立革命理想，坚持分散游击，深化分田运动，开展拥军支前，经受住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古田会议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中央苏区。1942年1月，毛泽东亲笔致函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和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指示多印数千份《古田会议决议》，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连长以上干部，“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古田会议决议》作为整风运动必读的重要文件之一，在全党、全军进行深入的学习与领会，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来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

解放战争时期，古田会议精神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强调要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组织军队中的各级委员会。各部队按照古田会议所创造的思想政治宣传原则，广泛开展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探索创造新式整军运动、立功运动、团结互助运动等生动活泼、卓有成效的新的民主形式。这些创新实践对于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部队战斗力，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弘扬好古田会议的优良传统，必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作者邓泽村 系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原馆长、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