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安榕桥李贽雕像

“卓吾先生怎么开始接触阳明心学的？”“盘点李卓吾对张居正的激推言论”……这些趣味横生的帖子近日在社交平台小红书引发关注，发布者是来自泉州的“05后”大学生谢舒睿，她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追星”，通过生动有趣的文字解读和创意十足的表情包，她的“古早偶像”——明代思想家李贽以丰满鲜活、充满烟火气的形象走进了众多网友的视野。

泉州港在宋元时期作为“东方第一大港”而崛起，不仅带来了经济繁荣，更催生了多元文化交融的思想变革‌，这种变革在明末通过李贽的思想得到集中体现。南安市李贽学术研究会原会长王国钧表示：“李贽以‘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勇气，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伦理体系发起批判，他不以孔子的标准为标准，主张是非观念应随时代进步而发展。他倡导个性解放，支持男女平等，提出‘童心说’，为官期间始终廉洁自守，心系百姓。”

这种受海洋文化影响而形成的“自由独立、兼容并包”的海洋性思维‌和开放性视野，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是过于超前。晚年的李贽被当局视为“异端”而遭受迫害。但他始终坚守信念，在困境中坚持著述与思考，直至生命最后一刻。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李贽列为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发展史上的25位思想大家之一，其历史地位获得充分肯定。

一生“逆”旅

闽海奇才的人生轨迹

1527年，李贽出生于福建泉州一个海商世家。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明朝海禁政策的严格控制之下，曾经“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泉州港已不复往日辉煌。然而，这座城市的海洋记忆与家族的海上传承，却在这个婴儿身上埋下了不羁的种子。

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是马可·波罗笔下的“东方第一大港”。这座城市不仅繁荣了经济，更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氛围，伊斯兰教清真寺、印度教寺庙、基督教教堂比邻而居，不同肤色、信仰的商人在此和谐共处。

李贽的祖先林驽正是这片海洋的儿女。作为从事远洋贸易的商人，他经常乘船往来于泉州与波斯湾的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之间，甚至娶了当地女子为妻。这种跨越海洋与文化的婚姻，在当时的泉州并非个例。李氏家族后人多次与泉州伊斯兰教家族通婚，形成了独特的家族文化传统。海洋赋予了这个家族开放包容的胸怀、勇敢进取的精神和多元共融的视野。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颁布“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的禁令，严厉打压民间海外贸易。明成祖更进一步，下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彻底断绝了民间远航的可能。曾经万商云集的泉州港逐渐衰落，官方贸易体系瓦解，但以海为生的泉州人并未放弃海洋。南安市社科联工作人员童倩表示：“面对严苛的海禁政策，李氏家族与其他泉州海商一样，不得不进行调整。他们以出海捕鱼为名，实则继续建造双桅尖底船与外国人开展贸易。《开洋海议》中记载：‘虽败露之后坐以大辟，然走死地如鹜者，不能绝也。’这种冒险精神正是海洋文化的精髓。”

家族的转型也体现在职业选择上。部分家族成员开始转向科举仕途，寻求新的发展道路。李贽的父亲李钟秀虽号“白斋”，颇具道家意味，但仍致力于传统儒学教育，让7岁的李贽开始读诗书、习礼文。这种家族转型中的张力——海洋自由精神与陆地礼教约束——成为李贽一生思考的重要命题。

1552年，26岁的李贽参加乡试，中黄升耀榜举人。29岁外出为官，任河南辉县教谕。33岁（1559年）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到任仅数月，父亲李白斋去世，随即回家守制。1562年，守制三年期满，携眷入京求职未果，只得借人馆舍教书授徒，以资费用。

1564年至1571年，李贽的仕途依然起伏不定，他先后担任过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补礼部司务以及南京刑部员外郎等职务。1576年，他升任南京刑部郎中，官阶为从五品，次年，他又调任云南，升任姚安府知府，官居正四品。仕宦生涯堪称“苦尽甘来”。然而，此时的李贽早已看透官场的本质，在距离三年任期还剩几个月的时候（1580年），他主动递交辞呈，毅然辞官归隐，转向对学术的全面求索。

他辞官后，曾寓居于麻城的维摩庵、芝佛院等地。他的部分重要著作《焚书》《明灯道古录》《九正易因》等都在这里写出或刊行。寓居麻城期间，李贽多次开坛讲学，不仅大胆抨击当时的社会时政，更打破“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允许社会各界男女前来听课。这种开放的讲学方式与深刻的思想内容，使他成为当时多个领域都极具影响力的“学术明星”。

由于其思想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当地的保守势力视李贽为“异端”“邪说”。李贽旗帜鲜明表示：“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缩。

1602年，因礼科都给事张问答（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的疏劾，神宗皇帝下旨抓捕李贽，李贽随即入狱。他坦然说道：“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同年3月，李贽留下一偈：“壮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以剃发为名，夺下理发师的剃刀割断自己的喉咙而死，结束自己“离经叛道”的一生。

海韵润心

思潮变革中的“弄潮儿”

李贽的人生经历如其所言：“某生于闽，长于海，丐食于卫，就学于燕，访友于白下，质正于四方。自是两都人物之渊，东南才富之产，阳明先生之徒若孙及临济的派、丹阳正脉，但有一言之几乎道者，皆某所参礼也，不扣尽底蕴固不止矣。五十而至滇，非谋道矣，直糊口万里之外耳。三年而出滇，复寓楚，今又移寓于楚之麻城矣。”

其中的“海”即指泉州。这座濒海城市塑造了他独特的思想气质。李贽人生前29年在泉州度过，这正是个人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即便中年后游历两京、云南等地，吸收阳明心学等学派思想，其著作中仍清晰可见泉州文化留下的深刻印记。

李贽拥有极为多元包容的文化胸怀，这一点在他的自述中便可见一斑：“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王国钧对此分析道：“看似是对传统思想的全盘否定，实则体现了他不盲从、不迷信权威的独立精神——他并非排斥所有思想，而是反对将任何一种思想奉为‘绝对真理’。”最终，李贽以儒学改造者和叛逆者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反对传统儒学空疏无用、脱离实际和以封建伦理纲常压制、束缚个人，吸取了法家的事功精神、墨家的功利主义，以批驳儒家内圣之学的空谈性理、误国误民，主张道家的无为而治。

这种思想多元性得益于泉州独特的地域文化。宋元时期，泉州是中国主要对外贸易港口，设市舶司，云集来自波斯、日本、朝鲜、天竺等国的商人，呈现了“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这种海纳百川的精神有力地推进了泉州社会的发展，使之成为多元文化的汇集之地。摩尼教、伊斯兰教、印复教等外来宗教的交流、碰撞、融合，既没有发生激烈冲突，也没有出现绝对压制，反而形成了共生共存的和谐局面。

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在李贽身上得到体现，各种思想在其身上和谐共处、并行不悖。他在《焚书》中批判“执一而废百”的偏见，主张“天下至大，万民至众，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与泉州海纳百川的文化气质如出一辙。

“除了多元包容，李贽的思想还具有向海而生的海洋特质——务实、敢闯、重视商业，这与泉州明代中后期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童倩补充道，明代中后期，泉州成为民间海外贸易重要中心，社会变迁剧烈，海外贸易兴起，人口流动频繁，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冲击着传统社会结构。

李贽的祖上曾是泉州当地的海上巨商，家族世代从事海外贸易，他从小便耳濡目染，对商人的艰辛与贡献有着深刻的理解。也正因为如此，他始终敢于为商人发声，打破“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在《焚书·卷二·又与焦弱侯》中，李贽便写下了一段为商人正名的文字：“商贾亦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充分肯定商人的实干和冒险精神，认为其社会贡献远大于所得利益，不应受到歧视。

《藏书·德业儒臣后论》中的义利观同样体现其重商理念：“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认为私心是人之常情，承认私欲能推动社会发展。在封建时代，“私”被视为洪水猛兽，儒家思想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压制个人私欲，而李贽却公然为“私心”正名，认为有“私心”是人之常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百姓努力耕作是为了满足温饱之私，商人冒险经商是为了获取财富之私，官员勤勉为政是为了实现抱负之私，正是这些“私心”的存在，才促使人们积极进取，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宋元时期，泉州的商船便已远达阿拉伯地区和东非，在长期的海外贸易中，泉州人逐渐形成了“爱拼敢赢”的商业传统，他们敢于冒险、善于创新、重视契约、讲求实效，这种商业伦理慢慢渗透到当地的民风之中，成为泉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贽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生、成长，自幼便深受家乡商业文化的熏陶，深刻体会到商业发展对地方经济的推动作用。正是这种亲身经历，让他能够突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勇敢地为商人的利益大声疾呼，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为商人正名的思想家之一。

薪火相传

跨越四百年的思想共鸣

谢舒睿告诉记者，她从初中开始“粉”上李贽。和许多追星的年轻人一样，谢舒睿对“偶像”李贽的生平如数家珍，并在社交平台组建了“李卓吾后援会”聊天群，时常与同好交流。位于鲤城区临江街道万寿路的李贽故居，是李贽青少年时期的居所，也是谢舒睿最常去的一个地方。今年，她还将《焚书》中的李贽语录印制成了明信片，赠送给故居的市民游客，深受欢迎。

出泉州城往南安而行，李氏祖居所在地依旧保留着当年的风貌。史载少年李贽酷爱家乡的自然风光，常回南安小住。在叔父李章田家中，他不仅帮忙做些农活，更时常前往佛门圣境白云寺静修读书。至今，西厢房仍保留着李贽当年的读书室，窗棂外的竹林沙沙作响，仿佛还在回响着少年朗朗的读书声。

位于南安榕桥的李贽纪念祠内，墨香四溢。入口处悬挂着数十幅中外学者的题词。“这些墨宝无声地诉说着李贽思想的国际影响力。”南安市榕桥李贽纪念祠管委会主任李远洞指着韩国学者崔元浩用韩文写下的作品向记者翻译，“纵使韩国和中国距离遥远，但我们对先生的敬仰之情是一样的。”

李贽与东亚的思想对话，早在明代就已开启。王国钧补充道：“与李贽同时代的朝鲜著名文学家许筠，曾多次出使明朝。1614年，许筠作为千秋使来访时，虽逢李贽著作被朝廷禁止流通，但仍通过民间渠道求得《藏书》。阅毕，他在卷首郑重题下一个‘奇’字，表达内心的震撼。”

翌年，许筠在通州读到《焚书》后，作《读李氏焚书》三首，不仅吟诵李贽文章，记录与李贽挚友丘坦的交流，更深入探讨了李贽的道佛思想。他将大量李贽著作带回朝鲜，其思想也因此深受影响，被朝鲜学者誉为“朝鲜的李贽”。

东瀛日本，李贽的思想同样找到了知音。日本学者疋田启佑的《李贽研究在日本》中记载：幕府末期著名汉学家吉田松阴在1859年正月写给妹夫的信中，欣喜地提到获得《焚书》与《续焚书》，细读后为之折服。这位明治维新的思想先驱，为了深入理解李贽思想，不仅抄录其著作《焚书》《续焚书》，甚至将四大本《藏书》全部手抄一遍。在家乡松下村塾，吉田松阴将李贽的思想传授给80多名学生，为日本明治维新播下了思想的种子。

从1893年三宅雪岭出版《李卓吾评传》，到1934年铃木虎雄编著《李卓吾年谱》，再到当代学者沟口雄三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焚书〉》等三部专著，日本学界对李贽的研究持续深入。据统计，1893至1993年间，日本研究李贽的专著就达21部，形成持久的研究热潮。

2022年，为纪念李贽诞辰495周年，泉州市举办学术研讨会。“李贽不仅是中国，也是当时朝鲜、日本乃至整个东亚文化碰撞交流、走向近现代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大家。”研讨会上，中国李贽研究学会筹委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张建业教授进行书面发言。学术研讨会上，中外学者再次会聚一堂，通过现场和视频发言，从思想、经济、民生、文学、历史等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

韩国国立韩巴大学教授、李贽研究学者金惠经教授表示，在韩国，李卓吾作为中国思想家享有盛誉，关注其思想价值的学者队伍不断壮大。“近年来，随着对李贽著作的翻译与研究论文的日益增多，韩国对他的探索也越来越多，而且正在不断地扩充、深化。”金惠经曾翻译多部李贽著作，撰写《李贽的文学论》《李卓吾的认识世界》等论文，并在译作《焚书》“前言”中对张建业教授的《李贽全集注》作了详细介绍。

如今，金惠经教授与疋田启佑、佐藤炼太郎等日本学者，联同中国知名教授共同倡议成立“亚洲李贽研究会”。这一倡议得到与会学者的积极响应，预示着李贽研究即将开启新的篇章。

李贽的作品虽曾被明清朝廷列为“禁书”，但他的思想却如种子般随风远扬，在海外生根发芽。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李贽的深厚友谊，到韩国、新加坡、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瑞士等国学者持续的研究热情，这位思想先驱的精神跨越时空，持续激发着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思考。

正如著名学者冯其庸所题赞：“李卓吾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最早的呼喊者和先行者，是一名以身殉道的伟大斗士。”400年来，李贽的思想如一道不灭的火炬，在时间的长河中熠熠生辉，照亮着一代又一代寻求真理的人们。（记者 肖蔚男 通讯员 黄钊伟 文/图）

李贽纪念祠里的各色纪念品

李氏家庙

南安李贽纪念馆开馆仪式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