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直观地说，所有无实质意义的内部消耗都是内卷。这种“内卷”，我们应当坚决反对，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予以纠正。

古田会议召开之前红四军“内卷”的具体表现

低水平的模仿和复制是典型的内卷。主要表现在：照搬照抄苏联红军模式。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期，毛泽东、朱德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特别是井冈山的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克服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根据地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即便两支队伍在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仍然能够得到有效化解，内部的思想能够统一，在维护党内军内的核心方面毫不动摇。然而，1929年5月，党中央分配刘安恭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红四军工作。由于刘安恭不了解中国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自恃从列宁故乡来的且见过斯大林，认为红四军的规章制度与马列主义不相符合，而要完全彻底地照搬照抄苏联红军的模式和标准。这种照搬照抄苏联红军模式的做法，是典型的低水平的模仿和复制，是没有结合实际情况的不加思考的“拿来主义”，对精华和糟粕没有加以分析，容易对自己已有的成功经验造成巨大的冲击破坏，导致人们思维混乱。事实也证明，刘安恭鼓吹的那一套所谓“苏联红军模式”，加剧了红四军内部的争论，更是在随后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上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此时，红四军不但要抵御外敌，还要耗费大量的精力来应付内部的思想斗争。一支本来就成分不同的军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各据一词，互相对垒，内部消耗巨大，以至于吃了几次败仗，内卷现象非常严重。

采取极端民主化方式。“家长制”“一言堂”容易破坏民主，从而压制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出现内卷化现象。极端民主化也一样，过于讲究民主，使意见不集中而影响决策，错失良机，久而久之也会造成内卷倾向，不但会伤害内部同志的感情，而且导致工作效率低下，错漏百出。因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井冈山会师后就有人批评毛泽东存在家长制作风，认为是“书记专政”，要求讲民主。这个时候，极端民主化的苗头就露出来了。到了红四军党的“七大”以后，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人人要求发声，每个人表达意愿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甚至连中央任命的前委领导班子都被改选了，危害性可见一斑。随之而来的“八大”更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讨论建军原则的问题，下级讨论后将问题交由上级讨论，闹哄哄地讨论了三天，毫无结果。极端民主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凡事讲民主，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毫无组织性。然而，这种方式看似民主，能够充分发表个人意见，但是七嘴八舌、杂乱无章，意见始终达不成集中统一，浪费人力物力和时间。这种现象容易造成内部消耗，也是内卷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限制创造力的内部竞争是内卷。红四军的内部争论，其实也是一个创新与守旧的争论。毛泽东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出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原则和光辉思想。这些真理是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创新表现。而以刘安恭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以及一部分旧式军队脱胎过来的官兵存在旧思想，对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不赞成，要么认为毛泽东的那一套“土里土气”，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要么认为“党不应管理一切”，只能对内负责教育同志，军事上应由司令部说了算，强调“军官权威”等等。

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因循守旧，本质上都是限制创造力。它们一旦与创新发展的力量发生了竞争关系，就相当于陷入了内卷。它们反对和扼杀一切新事物，喜欢用习惯性思维思考问题，喜欢站在道德高地去对新生事物指指点点并从中作梗。

在一个问题上无休止地争论发酵是内卷。红四军的内部争论，从井冈山会师后逐渐露出苗头开始，到古田会议胜利召开后结束，大约历时一年半。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关于党和军队关系的问题，即是否要在军队建立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就是这么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却历经了一年半之久的无休止争论。这场认识之争虽然不是意气之争，不是阶级矛盾，而是思想碰撞产生的火花，但争论久了总难免会有意无意地伤害感情，火花四溅的情况下难免受到星火灼伤，就连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在争论过程中说了一些过激的话，工作方式和态度欠妥。由此可见，这场争论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红四军“七大”的选举结果就可以看出来。

古田会议成功制止“内卷化”的措施

“内卷化”对于新生事物来说是一种消极的力量。想破除这种力量，重要的是追问内卷化的根源。根源清楚了，解决的办法就自然出现了。古田会议的成功，最大的贡献在于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由此延伸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统一了的全军的思想，军队内部不再出现思想混乱、无所适从的现象，从而实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上下一条心的良好局面。可以说，古田会议找到了军队内部过去出现内卷的根源，也找到了解决内卷的法门。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马列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强调，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与研究中国革命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这是“实事求是”的雏形，为实事求是成为全党所认同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

深入调查研究。红四军党的“七大”“八大”为什么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而“九大”却能彪炳史册，问题在于“七大”“八大”没有深入调查了解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不能具体地、灵活地运用马列主义，没有认识到马列主义仅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基本原则，而中国革命的具体形式和具体途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去创造。毛泽东向来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每到之处必定深入当地开展调查研究，留下许多著名论断，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等。在筹备古田会议时，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多次召开红四军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士兵代表会议、地方干部代表会议和妇女代表会议，寻找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产生的根源和解决办法。古田会议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要求党员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

反对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上存在片面性，做事情想当然，拍脑袋决策。《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开展党内批评和党内斗争，必须要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能主观武断，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古田会议召开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党内一些人拿“本本”来套中国革命，一切要从“本本”上找依据，使那些本来符合中国实际的探索受到压制，那些从实际出发的同志受到排挤与打击。对此，毛泽东强调，党内批评必须有“证据”。而“证据”从何而来，显然不是来自“本本”，而是要实事求是，克服主观主义。古田会议召开后，毛泽东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对本本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

古田会议对于治理内卷化开展党内批评的现实启示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由此可见，开展党内批评的目的是增进团结，终结“内卷化”。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团结”二字有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

注意工作方式方法。总的来说，红四军内部争论能够做到就事论事，没有出现无限扩大、诋毁中伤、人身攻击等情况，应该说属于“君子之争”。究其原因，除了领袖的宽阔胸怀和高尚人格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争论的过程中讲究工作方式方法。毛泽东和朱德“各作一篇文章，表明自己的意见”，并公开刊登在《前委通讯》上，而不是搞阴谋诡计、拉帮结派，对不同己见者进行打击报复。通过这种光明磊落的方式以达到思想统一，这是一种理性的争论，充分体现了党内民主，树立了党内正常政治生活的榜样。这给我们的管理带来了一个遵循，就是要运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而不能靠拉拢、许诺等手段来培植自己的势力，去制衡打压异己。对于那些搞党内批评扩大化、简单片面粗暴过火、影响党内团结和谐的人，尤其是那些借党内批评之名打击报复同志的人，要按照党章党规予以严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团结同志，达到思想统一的目的。

用事实说话。做任何工作要做到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就必须花大力气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而不是人云亦云，不加以了解就听信别人的片面之言。《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要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目的深坑”。因此，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决议》还指出：“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地乱说，或者相互猜忌，往往酿成党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特别是在党内批评时，不能主观臆断，凭个人好恶说一些没有根据的话，而要坚持用事实说话，不夸大不缩小，做到有理有力有据，才能使对方心悦诚服，从而增强凝聚力和号召力。

坚持真理毫不妥协。“朱毛之争”中毛泽东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在真理面前不让步、不妥协，才有了古田会议永放光芒。作为新时期的党员干部，应该要有坚持真理毫不妥协的政治立场，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保持党员的纯洁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更要深入基层、沉到一线，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办法。同时，要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不回避矛盾，不害怕困难，一门心思地把工作抓细抓实，始终保持一种重任在肩的使命感，始终保持一种昂扬向上、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在完成本职工作和急难险重任务中再立新功！（丘袁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