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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草庵寺大门

核心提示

宋元时期，泉州海洋文化繁荣，成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与“东方第一大港”。

这一时期，泉州的海洋文化呈现由政策、经济、技术、宗教和移民等共同构成的复合体系。从泉州出发，商船东至日本、朝鲜，西通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半岛，最远到达东非海岸。“涨海声中万国商”，泉州城内番坊林立，码头货积如山，一派国际大都会的繁荣景象。

为从事海洋贸易，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拥入泉州，带来了多元文化和信仰，包括佛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海外的建筑风格、数学、天文学等也随之传入泉州，而在诸多建筑中，泉州清净寺与晋江草庵寺颇为独特，均是中外文化融合的象征。

近日，记者走进“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遗点之泉州清净寺、晋江草庵寺，感受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辉煌。

多元交融

漫步在泉州市鲤城区涂门街上，一座伊斯兰教古建筑昂然矗立于眼前，这便是拥有千年历史的清净寺。这座伊斯兰教寺庙和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关岳庙、泉州府文庙比邻而居，既是泉州多元文化融合的象征，又是泉州“半城烟火半城仙”独特气质的体现。

“泉州清净寺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又名‘圣友寺’‘艾苏哈卜寺’，是仿照14世纪中亚伊斯兰教建筑形式改造的，细部或局部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和泉州地方建筑元素。”长期研究闽南佛教寺庙的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孙群教授说，清净寺为宋元时期泉州海洋文化最核心、最典型的物质见证之一，是“中国十大名寺”之一、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走近清净寺，映入眼帘的是高达12.3米、基座宽6.6米的门楼，由平整的花岗岩石和辉绿岩石砌筑。“清净寺的大门以青、白两色花岗石为材质，精湛地雕刻出三层穹形尖拱顶，这些拱顶设计巧妙，层层递进，呈现出一种错落有致的韵律感。而门楼的顶盖，则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莲花图案，彰显了中阿文化的相互交融与和谐共鸣。”泉州市鲤城区民宗局驻清净寺工作人员沈志勤介绍道。

“门楼顶有望月台，它既有伊斯兰建筑风格，又有中国文化元素。”沈志勤说，门楼顶部为平台，前半部是望月台，是伊斯兰教斋月期间用于观察月亮以决定斋戒开始日期的地方。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望月台采用了中国建筑结构与文化含意，月台周围东、西、北三面墙体上端砌筑24个“回”字形垛子，状如城堞，象征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

门楼后方是一块四方形露庭。露庭的东南侧，靠近门楼后墙的地方有一石构碑亭，名为祝圣亭。亭内立着两方石碑，右边为明正德二年（1507年）重修清净寺时翻刻元至正十年（1350年）的《重立清净寺碑记》；左边为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重修清净寺时李光缙所撰《重修清净寺碑记》。这两处碑记被称为“中国伊斯兰寺院中可考的最古汉字碑记”。碑刻记载了宋元时期穆斯林商人及其族群是亚洲海洋贸易的参与者，是宋元国家口岸多元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

清净寺见证了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的繁荣。众多阿拉伯、波斯、中亚的穆斯林商人纷纷踏上泉州这片热土，他们人数众多，一度在泉州修建了六七座清净寺，形成了独特的“穆斯林社区”。这些穆斯林在此自由经商、传教、生活，不仅推动了泉州海上贸易的繁荣，更成为古泉州港繁荣的重要力量。

与门楼相连的礼拜大殿是“奉天坛”。“殿内的地面比门楼地面高出80厘米左右，殿内残存的9根残柱，是蕴含着丰富历史痕迹的文物。”沈志勤说，有些学者认为，“奉天坛”上面的屋顶，在1607年大地震时坍塌了。但也有个别学者认为“奉天坛”根本就没有屋顶，清净寺本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

在清净寺内的西北角，一座砖木结构、颇具闽南古民居特色的小三间建筑令人眼前一亮。这是建于明隆庆元年（1567年）的明善堂。据介绍，此处原为中阿混合建筑形式的堂屋，本是接待贵宾之地，1607年大地震后，由于“奉天坛”屋顶塌毁后无法复建，明善堂被改为穆斯林礼拜的场所。

明善堂是经典的传统四合院建筑形式，在已有空间构造形式的基础上，结合伊斯兰教教义，形成了独特的建筑风格，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的特征，又吸收了阿拉伯建筑的特点，体现了海洋贸易为泉州带来的文化共存。

“清净寺是中西文化在我国沿海地区碰撞的见证。”孙群说，作为宗教建筑，清净寺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里程碑，见证了宋元时期泉州作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辉煌，展现了不同民族、信仰与文化在贸易驱动下和平共处、相互融合的历史智慧，其被列入世界遗产，是对中华文明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国际认可。

石壁光明

临近冬至，寒风阵阵，但晋江华表山南麓依然绿意盈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草庵寺便坐落于此。

“草庵寺是泉州市第一批开放的佛教活动场所，也是‘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22个遗产点之一。它始建于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因初为草筑得名，元初改为石构歇山式建筑。”记者跟随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晋江草庵寺住持理山法师拾阶而上，听她讲述草庵寺的沧桑。

只见草庵建在一片山坡上，后依巨石作壁，周围古木苍翠。虽经改建，其面积依然很小。石壁上凿有一圆形佛龛，内雕摩尼光佛像，高1.54米，宽0.83米，佛像身着宽袖道袍，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面相丰满，庄严肃穆，设色得当，巧夺天工。

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糅合祆教、基督教和佛教教义创立了摩尼教。摩尼教约在6—7世纪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从波斯辗转传入唐都长安，后在唐武宗废佛运动中被禁，教徒将教义融入佛道文化，改称“明教”。9世纪，随着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和信奉摩尼教的波斯商人来泉州经商者众多，他们在经商的同时，把伊斯兰教和摩尼教等传入泉州。

草庵寺摩尼光佛造像是古代摩尼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物质文化遗存。1987年，在瑞典隆德大学举行的首届国际摩尼教学术讨论会，将草庵寺摩尼光佛造像定为会标，世界摩尼教研究会随后也以此作为会徽。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到泉州市参观后，在草庵“看到了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摩尼石雕佛像”。1996年，草庵石刻被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1月，草庵摩尼光佛造像被列入2018年“古泉州（刺桐）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点之一。2021年，草庵摩尼光佛造像与其他21处遗产点共同构成“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文化遗产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6项世界遗产。

“晋江草庵寺的建筑特点，主要体现在其独特的结构形式、材料运用、空间布局以及与自然环境的融合上。”孙群教授说，草庵寺依山崖而建，整体结构简单古朴，其主体为石构建筑，墙体由不规则的块石或角石、条石堆砌而成，正立面外墙饰以红砖，其余两面则保持石砌原貌。屋顶为单檐歇山顶，屋檐下使用石横梁与单排华拱（或荜拱）承托屋盖，形成简洁的支撑体系。在尺寸方面，建筑面阔三开间，间宽约1.67米，进深二间，约3.04米，整体规模小巧。空间布局上，建筑后部架于山崖之上，正殿依崖壁凿圆形佛龛，龛内浮雕摩尼光佛像，体现了与崖壁的完美结合。这种依山傍崖的建造方式，使草庵与周围自然环境协调，呈现出清幽别致的风格。

人文因缘

草庵寺这座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古寺，静默地凝视着过往，诉说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与变迁。作为海丝文化的重要遗迹，它不仅见证了商贸文化的繁荣，更承载了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

“1933年至1938年，弘一法师曾数度造访入住草庵的意空楼，在此讲经、注疏、养病，将依山而居的草庵作为释经休养之所，也在这里留下了许多楹联、墨宝。”理山法师说，其间，弘一法师还撰写了《重兴草庵记》，现嵌于草庵东壁上，与摩尼光佛造像相互辉映，成为研究草庵的重要史料。

从墙上《弘一大师在草庵》挂匾记载看，弘一法师曾四次造访草庵。1933年12月31日，54岁的弘一法师应草庵庵主之邀，首次来到草庵。当时，弘一法师写下了两副楹联：其一是“草积不除，便觉眼前生意满；庵门常掩，毋忘世上苦人多。”此联藏头，联首二字合起来是草庵。其二是“石壁光明，相传为文佛现影；史乘记载，于此有名贤读书。”此联用于描述摩尼石像，清净光明，地灵人杰。草庵的气候宜人，弘一法师在此过冬，至次年二月，才动身前去厦门。

弘一法师第二次驻锡草庵是1935年12月28日。此次，他病得不轻，卧病草庵期间，他留下遗嘱。也许是草庵与弘一法师的缘分颇深，“移居以来，身心安宁”，大病渐愈。为了进一步治疗病体，弘一法师于次年正月下旬去了厦门南普陀寺。

弘一法师第三次到草庵，是1938年1月19日。这一次，他在草庵注疏佛经、讲说佛法。其间，弘一法师对草庵年代进行判定：“草庵肇兴，盖在宋代。”这一记载被广泛引用，成为草庵起源于宋代的核心依据。

弘一法师最后一次来到草庵是1938年12月12日，3日后离开草庵。“夙缘有在，盖非偶然”，弘一法师在此留下的足迹，使草庵的佛教文化氛围更加浓郁。

“草庵的存在，证实《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不是我杜撰的。”2004年11月，著名武侠作家金庸首次造访草庵，亲眼见到了真实的摩尼教遗址。站在摩尼光佛造像面前，金庸凝视许久，感慨万千，欣然为草庵题词：“熊熊尊火，光明之神”。（记者何祖谋文/图）